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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我国近代科学事业尚处于初创阶段。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赵元任、周仁、胡明复、秉志、杨铨、任鸿隽等9人于94年倡议发行《科学》月刊，95年又正式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的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该社宗旨为“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经过多年努力，该社发展为全国性的科学学会，对我国近代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很大贡献。中国科学社的活动之中，部分是物理学方面的，如邀请著名物理学家来华访问，在《科学》月刊上介绍物理学领域的新进展，等等。然而，到三十年代初，在我国的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中已有许多物理学工作者，建立一个物理学专业性学术团体的需要日渐迫切。
推动物理学专业性学术团体成立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国际联盟于93年派出四位专家，到中国来考察科学教育文化事业。专家之中，有一位是法国著名物理学家朗之万（aulLagevi，872—94）。朗之万来华后，受到中国物理学工作者的热烈欢迎。他则建议中国物理学工作者应联合起来，成立中国物理学会，并建议中国物理学会加入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以谋求中国物理学的发展及国际交流。经朗之万的促进，中国物理学会的筹备组织迅速成立，由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任筹备委员会委员长。932年8月22日至24日，在北平清华大学召开了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年会。
按照大会通过的学会章程，中国物理学会“以谋物理学之进步及其普及为学会宗旨”。学会领导机构为理事会，理事会推选四人分任会长、副会长、秘书及会计。李书华当选为首届会长。至949年，中国物理学会的历届理事长（或会长）为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周培源。
中国物理学会在932年成立时，设立有学报委员会和物理教学委员会。
933年又设立了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抗日战争胜利后增设应用物理学汇刊委员会。这几个组织中除最后一个没有很好开展工作外，其他三个委员会，尤其学报委员会和名词审查委员会，都做了大量工作。
2.历届年会情况。
中国物理学会的学术活动，主要是通过举行年会以及各专门组织进行工作而得以开展的。自932至949年，中国物理学会共召开了次年会。932年8月召开的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年会，到会七八十人。北京地区9名会员参加，提交论文年3月会员发展到88人。同年8月，第二次年会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收到论文3年8月，第三次年会在南京中央大学举行，到会50人，提交论文4年9月，第四次年会在青岛山东大学举行，到会30余人，提交论文42篇。至此次年会，会员人数9年8月，第五次年会与中国科学社等七个科学团体联合举行，在北京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召开，共收到论文48篇。此时，会员已达200余人。这次年会盛况空前，是抗战前我国科学工作者的一次大集会。抗日战争开始后，学校和学术机构仓促内迁，各方面条件异常困难，然而中国物理学会的活动并未中止。939至944年间共召开年会次。939年9月第七次年会在昆明云南大学举行，到会50余人，收到论文年9月第八次年会，与中国科学社等联合在昆明云南大学举行。
由于战时交通极为不便，自942年开始，年会分散在各处举行。942年第十次年会、943年第十一次年会、944年第十二次年会都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昆明区、重庆区、四川区（成都）、西北区（城固）、贵州区（湄潭）、桂林区六个区分别举行的。942年正值牛顿诞生300周年，我国物理学工作者还分别在重庆、贵阳、昆明以及福建的长汀和永安等地举行纪念大会，陕甘宁边区的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也于943年月举行了纪念会。
在抗战期间，938年举行的第六次年会和94年举行的第九次年会，以及抗战胜利后，94年举行的第十三次年会，其情况待查。
947年0月第十四次年会，在上海中央研究院（京沪杭区）和北平协和大礼堂（此为与化学、动物、植物等六个学会联合年会）分别举行。948年0月第十五次年会，分别在北平、南京、广州、武汉举行，均为与其他多个科学团体的联合年会。据统计，至948年5月底，中国物理学会会员人数为5年月，第十六次年会（上海区）在上海中央研究院礼堂举行，参加者200余人。此时，全国会员共有00余人。
3.出版《中国物理学报》。
为促进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中国物理学会主办的《中国物理学报》于933年创刊。学报以外文（英、法、德三种文字）发表论文，附以中文提要。到937年5月，出版了三卷共期。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停刊两年多。939至945年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共出版了5期。其中有些用粗糙的土纸印刷，纸质虽然低劣，论文却依旧保持该刊物要求的水准。在抗战艰苦环境中，无论是论文作者还是学报编者，都作了极大的努力。以外文发表研究论文的《中国物理学报》至950年底出版了七卷共8期。
当然，中国物理学家在《中国物理学报》上发表的论文，仅仅是他们研究工作的很一部分，大部分成果则见诸于欧美的学术刊物。
4.审定物理学名词。
辛亥革命后，教育部于98年设科学名词审查会。920年该审查会议决增加物理组，由中国科学社主稿，编成《物理学名词（第一次审查本）》。后来教育部将此“审查本”加以订正，成为《物理学名词（教育部增订本）》，于93年分发国内物理学家讨论，征求意见。“审查本”和“增订本”未颁行实施。当对，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设有编译委员会，萨本栋受其委托编译整理物理学名词。他根据“审查本”和“增订本”等编成《物理学名词汇》，于932年印行。同年夏，国立编译馆在南京成立，也着手审定统一名词。
在中国物理学会932年的成立大会上，教育部和编译馆曾派人员列席，并提请组织名词审查委员会，专门负责厘订物理学名词事宜。但这次会议未能论及此事。933年4月，教育部在南京召开“天文数学物理讨论会”，统一名词问题是这次讨论会的一项重要议程。根据该讨论会议决的意见，中国物理学会受国立编译馆的委托，对各方历年编译的草案，详加整理，逐字复查。编译馆则根据议决意见，对所编初稿重加增修，并提交933年8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物理学会第二届年会审查。在这次年会上，推举出吴有训、周昌寿、何育杰、裘维裕、王守竞、严济慈、杨肇燫等7人为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杨肇燫为主任委员。这年夏天，名词委员会在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内开展工作，将各种稿本和各方意见，通体整理。最后，该委员会将审定结果交国立编译馆，略加整理后呈报教育部，934年月由教育部核准公布，是为《物理学名词》。至此，自二十年代初开始，虽经十余年间的多次修订但未能最终完成的物理学名词的审定工作终于告一段落。
抗日战争期间，杨肇燫、周昌寿、陆学善等物理学家也进行了审订物理学名词的许多工作。
三十年代，中国物理学会还就度量衡和大数的命名法提出建议，935年，《东方杂志》曾出专号刊载有关讨论。中国物理学会的建议为当时国内科学界所采纳。
5.学会的国际活动。
中国物理学会成立伊始，即与国外物理学家建立了联系。自932年成立大会后不久，至948年止，先后被选为名誉会员的外国物理学家有朗之万、法布里（.Fabry）、拉曼（密立根康普顿（康普顿（布莱克特（布拉格狄拉克（.卡巴纳斯（J.a-baes）、约里奥-居里
934年，中国物理学会加入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并于同年秋派王守竞前往伦敦出席该联合会大会。
中国物理学会的成立和学术活动的展开，促成了934年朗缪尔年狄拉克，937年玻尔（.Bohr）的相继来华访问。他们分别在北平、上海等地进行学术交流，加强了中国物理学界和国际物理学界的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上空投掷了原子弹。
这一举动引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的强烈不满。中国物理学会于94年月5日在昆明发表了关于原子能问题意见书，要求联合国设立原子能委员会，以保证监督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而不是用于制造毁灭性武器；组织视察团，调查各国有关原子能应用的真相；设立联合国原子能实验室，共同研究重要问题，并与各国研究机构联系。意见书反映了我国物理学工作者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尤其反对核战争的正义呼声。
总之，二十世纪上半叶，经过几代物理学工作者数十年的艰苦创业和不懈努力，物理学教育与研究在我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并为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五十九章化学第一节化学教育的发展922年月，以美国学制为参考，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新的教育制度“壬戌学制”，即“六三三四”学制，这样，从洋务运动初期就有人企盼、到癸卯学制才制定的化学教育系统，到此时终于初具规模，而且由中国人在中国从事的现代化学研究也开始起步。化学作为现代科学的一个分支在中国初步确立起来了.
中等教育。
“壬戌学制”公布后不久，政府就制定了中学课程标准，规定初级中学自然科包括生物、物理及化学，其中物理与化学合并为“理化”，在初二和初三讲授。同时高中课程总纲规定高级中学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升学为目的的普通科，第二类是以就业为目的的职业科，分为师范科、商业科、工业科等。第一类又分为两组，第一组注重文科，在生物、化学和物理中至少必选一科；第二组注重理科，在以上学科中必选两科。同时高二开设化学课。932年，国民政府颁布了正式的中学课程标准，其中把物理与化学分开了，而且无论初中与高中，都是先学化学后学物理。由于课程过于繁杂，932年又公布了修正中学课程标准，将初中的物理改在第二学年上课，化学改在第三学年上课。
这时化学教育被视为不仅是传授知识而且是培养、陶冶、训练学生的兴趣、能力、思想的一种手段。93年教育部修正颁布的初高级中学课程标准规定中学化学教学的目的为（）使学生获得化学的基本知识，对化学有明确概念；（2）使学生了解化学与衣食住行以及国防的关系；（3）引起学生对自然现象产生浓厚兴趣，养成随时随地注意自然现象的良好习惯；（4）养成学生敏锐的观察力和精确的思考力。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学化学教育大有改观，尽管实际情况与规定仍有出入，但不设化学课程的现象是完全杜绝了。而且在课程标准里，对教材内容也作了明确规定，使教师和学生都能够有章可循。教育部于932年颁布中学会考办法，随后又规定各校招考新生的科目，均以化学为考试科目之一，考试范围则以化学课程为根据。因此，课程标准的推行对于提高和统一中国各校化学教学程度起了很大作用，一般中学生的化学水平也有了明显的进步。
在教学内容和标准趋于规范化的同时，化学师资力量也有了很大改进。
高中的化学教师基本上都是大学毕业，甚至有的是国内外大学毕业后还获得了学位的。初中化学教师有少数是专修科毕业或大学肄业，学历程度不如高中整齐。不论是高中的还是初中的化学教师，在大学时绝大多数都是专攻化学专业，或是选修过化学系的课程，少数则是学习物理或生物的。然而，尽管这些化学教师具有较好的化学专业基础，但却有半数以上的在大学时没有读过任何教育学课程，即使有少数学习过一二门普通教育学的，也因其内容广泛，而对专门的化学教育帮助不大。因此，为了弥补化学教师们在教学方法和技巧上的不足，从932年起某些地区陆续开办了科学教员暑期讲习会，其中都有化学组，其内容为（）普通化学的讲授与实验，（2）化学教授法讲演和有关化学教学问题如化学设备、教材、教法、课本等问题的讨论。后来因国内战局，这种讲习会停办了一段时间。到了934年，教育部颁布中等学校理科教员暑期讲习会办法大纲，并指定由公私立大学和各省教育厅举办，这样，暑期讲习会遍及各地。此后每年各地都有举办这类讲习会的，大大提高了化学教师的水平。
在化学设备方面，教育部除规定中等学校设备经费的比例外，又于934年颁发中等化学设备标准，规定了初中和高中学生实验用仪器药品的普通标准和最低标准，并且拟定了初中及高中化学演示实验仪器药品单，促进了各地中等学校积极扩充化学设备。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大多数高中都有足够的化学仪器和药品以供学生实验所需，一些定量仪器和滴定管及精确天平等已经非常普遍，平均每校的设备约值3000多元。但初中的化学设备仍然较差，有70％的学校有化学课但无化学实验，而且少数独立的初中化学设备极为简陋，平均每校只有数百元的仪器和药品。当时中学化学所需仪器和无机药品，基本上是国产的，上海科学仪器馆、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都附设有教育用具制造厂，专门制造中学所需的各种化学器材。高中学生做实验时，多半是两人一组，初中学生则是五六个人合用一套仪器，共做一个实验，各校讲授与实验的课时数一般都能符合规定。一些省市甚至设有公共实验室以供当地各校学生使用，如福建福州省立科学馆、甘肃科学馆等等，都设有化学实验室。
在化学设备日益充实的同时，教材的编审也逐渐完善起来。到了940年代初，已出版了高中化学课本20多种，实验教材近20种，初中课本0余种，实验教材约0种，而且大部分都是经过了教育部的审定，内容以课程标准所规定的为准，作者大都为有经验的化学教师，因而教材质量提高很快。抗日战争时期，以前的中学教学计划已不能符合实际需要，特别是为了加强军训等科目而减少了科学科目，并于940年公布了新计划。如初中又改为先学化学后学物理，高中则分甲乙两组，甲组（理组）每周5时化学，乙组（文组）每周4时化学。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944年**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拟定的3年制中等学校新课程里，没有单设化学，但在医药知识中介绍了一些与化学有关的常用的中西药品的名称、性能，为开展群众卫生运动服务。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于948年又再次修订中学课程标准，将初中的化学和物理合并为“理化”，在第2和第3学年每周上课3时，同时又取消高中分级办法，高二化学一律每周上课5时。
2.高等教育。
99年北京大学化学门改为化学系，这是中国第一个化学系。随后又有不少大学相继设立了化学系，如南开大学（92）、厦门大学（92）、东南大学（922）、中山大学（924）、清华大学（92）、四川大学（92）、浙江大学（928）、武汉大学（928）、山东大学（930）等校。但就全国范围而言，设有化学系的理工科大学仍是少数，928年，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共有2598人，其中理工科学生仅占四分之一。以后这个数字逐年增加，到937年与文科学生数相等，直至完全超过。939年国立院校参加统一招生的22个单位，其中4个有化学系（属理学院），个有化学工程系（属工学院），4个有农业化学系（属农学院），个有理化系（属师范学院），陈光旭主编“中国化学教育的发展”，《中国化学五十年》，科学出版社985年版，第327—332页。这样，仅有3所学校没有有关的系科。这一届共录取新生537人，化学专业的有39人，比例已是相当大了。
以前各大学的化学教授多半是由外国人担任，到920年代末以后，这种现象逐渐消失，国内的化学教授不但全由中国人担任，而且其中有很多都是在国内外颇有成就的化学家，例如935年清华大学化学系的位教授即张子高（88—97）、高崇熙（90—952）、萨本铁（900—987）、黄子卿（900—982）、李运华、张大煜（905—989），都是在国外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的。而在专攻化学的留学生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国内大学毕业后出国深造。937年在北美和加拿大的留学生共58人，其中化学专业的45人，化工专业40人，生物化学专业3人，农业化学人，因此可以在这个时期，中国的高等化学教育受欧美的影响是很大、很深的。在化学设备方面，国民政府明文规定各校设备费不得少于经常费用的若干成。在专科以上的学校中，实际所用的各项设备费往往超过规定数。各地大学的化学设备不仅可供教学使用，而且研究工作也藉此得以开展。不过，尽管国内已有不少部门可以生产化学设备，但大学里专门化学课程所需的各种器材仍不能自给，多半是由外国进口。
二十年代以前，中国的大学化学教科书几乎全部是西文原著，只有一二种普通化学教材是中国自行编辑出版的。后来，原著减少了，但化学教材仍大半都是译著，除此之外，张江树（898—989）等自编了部分教材，其中有《理论化学》、《土壤化学分析法》、《定量化学分析》、《化学史话》、《国防化学补充教材》等。这些书籍是在化学学科内容基础上，根据作者教学经验和中国学生特编写的，当然是很有益的尝试。940年，教育部成立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专门编辑大学教科书和参考书，但多数使用外国教材的现象仍没有多大改变。不过，采用国外起较高的教材，对学术水平的提高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专科以上的各种学校，除了担负着教学任务以外，还是从事化学研究的重要场所，很多教师在授课之余进行各项研究。929年，教育部规定大学四年级学生必须完成一篇毕业论文或研究报告，促使学生在毕业之前能够接受一些研究工作的训练，实际上很多学生在教授指导下经常有论文发表，其中不少很有价值。922年公布的《学校系统改革案》中，明确规定大学院为大学毕业及具有同等程度者进行研究的地方。但除北大、清华的化学研究所外，其他大学还没有条件成立研究院。尽管早在97年东吴大学就授予了两位化学硕士，后来又另授了两位，可实际上它并没有详细的研究所组织规程。934年，教育部颁布了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及学位授予法，在化学师资和设备较为充实的大学里先后成立了化学研究部，以培养化学专门人才。到三十年代末，已设有研究部的有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岭南大学7校，另外浙江大学有化学工程研究部，四川大学有理化研究部。这些研究部的建立，为化学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能在国内深造创造了良好条件，孙承谔（9—99）、张青莲（908—）、马祖圣（9—）等人就是三十年代国内培养的研究生。
虽然癸卯学制中对中国的大学课程作了规定，但二十年代以后，各校自订教学课程，既无标准，程度也参差不齐，好的学校课程安排合理，能够发挥学校的优良风格，例如北京大学化学系，93年度的“理论化学”课程就有了原子构造、原子价、分子组织及量子力学等内容，这在三十年代，已经是看到了化学的最新进展而使其教育水平居于领先地位的了。
93年，教育部开始整理课程。938年公布了理学院必修科目，939年又公布了各系的必修与选修科目表，其中化学系的必修科目有化学（共同必修）、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有机化学、理论化学、工业化学、有机分析、工业分析、高等无机化学、高等有机化学、毕业论文或研究报告等。抗日战争期间为了适应需要又作了修订，如944年规定化学系必修的化学课程为普通化学、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理论化学、有机分析、工业分析、工业化学及作毕业论文。选修的化学课程增加到0门以上，如高等无机化学、高等无机制备、胶状化学、化学史、电化学、原子构造、生物化学、矿物学、工业化学实验、化学原理、国防化学和实验等。抗战胜利后又于948年再一次作了修订，但大多数学校尚未实施，国内形势已经剧变。
除了化学系以外，不少系科都开设了化学课，938年规定文学院第一学年选修普通化学，理学院第一、二学年必修普通化学，法学院和农学院也必修普通化学。940年规定，大学的物理系、生物系、地质系、博物学系、数学系以及法学院、医学院、中医学院等，必修普通化学、有机化学和普通化学实验，选修理论化学、分析化学、生物化学、有机分析、工业分析。由此可见，化学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日益加强。
抗日战争时期的高等化学教育，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颇为特殊的一段。
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给化学教育事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许多高校被迫停办或纷纷内迁，学校的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损失惨重，不少师生徒步辗转数千里易地执教就学。内迁的学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仪器试剂奇缺，校舍拥挤。然而在这一时期化学教育仍然维持了下来，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城固的西北联合大学、成都望江楼的四川大学和华西坝的华南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校的化学系、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和南开大学化工系的联合体，以及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等，形成了抗日战争时期化学教育的几个中心，在艰苦的战时为造就化学人才作出了贡献。
陕甘宁边区的延安自然科学院（于940年开始招生，943年与延安大学合并后仍单独成院）设有化学（后改化工）系，学制3年。在自然科学院的4个系中以化学系的办学条件最为优越，教师多且质量高，其中陈康白、刘咸一、屈伯传等是留德回国的，其余的也都是国内大学毕业，如李苏、董文立、华寿俊、王士珍等。并且通过各种关系从香港购进了一批化学仪器，使化学系有了较好的实验条件，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工业分析都能做。除了与机械工程、农学系等共同的数学、物理、普通化学、绘画、外语等课程以外，化学系还开设了有机化学、工业化学、理论化学、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工业分析、化学工程等课程。化学系的师生们一面学一面做，如参加部分打盐、烧木炭、提炼薄荷油、熬火硝等生产劳动，华寿俊还发明了利用陕北特有的野生马兰草来造纸的工艺。边区的高等化学教育是与为解决边区的民生问题紧密相连的。
第二节学术机构与出版物.学术机构的设置。
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的化学会相继成立。
在国外的中国学生们看到学会活动对促进学术发展的积极作用，也纷纷仿效，倡议建立中国人的学术团体。907年，欧洲的中国留学生在巴黎组织了“中国化学会欧洲支部”，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化学团体。这一组织由李景镐（前上海广方言馆毕业生）发起，成立时会员有吴匡时（京师同文馆毕业生）、俞同奎（京师大学堂毕业生，87—92）、曹惠群、陈传珊等法、英、比等国留学生20人。次年会员增加到3年和908年，他们先后在巴黎和伦敦举行年会，计划着手统一名词、编译书报、调查、通讯等四项事宜。他们首先进行的是统一化学术语，厘订了一套元素、无机物和有机物的译名方案。并计划编辑化学术语词典，出版支会季报并译书。但该会仅留下一册《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戊申报告》（908年），不久即告终止。922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华化学工业学会”，924年在美国成立了“中华化学会”，同时在日本也成立了一个“中国化学研究会”，还有留德学生也发起了类似团体。由于这些团体都限于留学生范围，并且当时国内的化学研究尚处于萌芽时期，还不能为学术团体的发展提供一方沃土，因而这些化学学会未能获得成功，相继消失。
932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南京召开化学讨论会，讨论化学译名、国防化学及课程标准等问题。有45位化学家认为随着国内化学研究的发展，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的、全国统一的学会组织，经讨论定名为“中国化学会”，推举黄新彦、王琎（888—9）、陈裕光（893—989）3人起草组织大纲，这样，中国化学会的发起人与第一届的理事们，在短短4天的时间里，先后召开了筹备会、成立会、选举会和两次理事会，从学会的组织原则、机构设置、起草会章、创办会志等重要事项，直至学会的定名、译名、会址、经费等问题都进行了讨论，作出了决定。于是，在国民政府成立以后第一个建立起来的专门学术团体——中国化学会便在南京宣告成立了。它“以联络国内外化学专家共图化学在中国之发达为宗旨”，为中国化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为其他学科类似组织的建立树立了榜样。
二十至三十年代，各个专门的研究机关也在中国相继建立起来。专门的化学研究机构可分为四类国立研究机关、地方性研究机关、私立研究机关以及高等学校的研究机构。它们虽然性质各异，研究方向也不尽相同，但从它们各自的创办、发展历史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下化学在中国学术界所处的较高地位，以及它在从中央到地方、乃至私人中间所引起的广泛而浓厚的兴趣。
国立研究机构主要有国立中央研究院化学所和国立北平研究院化学所、药物所。此外属于中央政府的研究机构，还有实业部的中央工业试验所、商品检验局，以及地质调查所的沁园燃料研究室。中央工业试验所下设有化学组，主要从事分析、酿造、窑业、制纸、制胰、加氢蒸馏等工作。实业部在天津、汉口、青岛、上海、广州等处都设有商品检验局，除执行例行的商袁翰青《中国化学史论文集》，三联书店95年版，第294—29育部化学讨论会专刊》，国立编译馆932年版。
品检验外，还致力于工业分析的改良标准化以及其他工业研究。而成立于93年的沁园燃料研究室，是由金叔初捐款建设的，为纪念其父而命名为“沁园”。它对中国的燃料（尤其是煤）做了大量的显微镜分析和物理化学分析（其中又包括实用分析、低温蒸馏、溶剂试验、焦性试验、含硫质种类研究和石油分析等），为解决中国的燃料问题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至于各省政府设立的机构，有山东工业实验所、湖南工业实验所、广东工业实验所、河北省立工业实验所和广西化学实验所等，除广西化学实验所外均隶属于各省的建设厅。它们的工作，主要是对本省的矿物及其他原料、产品等进行分析，以便于更好地开发利用。另外，像上海这样的特别市，也设有工业实验所。
私立的化学研究机构有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和上海的中华化学工业研究所，而中国西部科学院则是由川省军政当局及各界人士发起的组织。与实力雄厚的国立或省立机构相比，这些单位虽然规模较，经费来源单一，甚至时有拮据，但它们却是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国的化学研究队伍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其中又以黄海社的工作最为出色。私立机构的出现和发展，反映了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曾有过的一个讲求科学、发展科学以富国强民的热潮。外国人在中国设立的与化学有关的主要研究机构有北平协和医学院和上海雷斯德医药研究所。此外还有天津的华北化学试验室、上海化验室、上海远东化验室和工部局卫生化验室等。另外还有日本人在上海设立的自然科学研究所，其规模较为宏大，所中有化学及生物学两科，研究内容多属于化学，比如中药的提取和研究等。这类机构经费较为充足，研究工作各有成绩，对中国的化学界影响很大。
各个公私立的大学是中国化学研究的另一支主要力量。在各高等学校中，人才集中，资金较为充足，既能从事基础研究，也能从事应用研究。933年到93年《中国化学会会志》发表的203篇论文中，有清华大学化学系的57篇，占总数的28％，由此可见高校研究工作之一斑。
2.出版物的涌现。
专门刊登化学研究论文及有关文章的刊物在中国创办较晚，但化学论文的发表却是在二十世纪初。95年中国科学社的刊物《科学》开始发行，便时常有化学论文发表，但大部分属于概论，研究论文很少。以后数量虽逐渐有所增加，在《科学》中却仍只占少数，如在第4卷《科学》中，化学论文有9篇，共322页，只占总页数的5.4％。创刊于923年的《中华化学工业会会志》（930年改称《化学工业》），是专门登载化学论文的刊物，然而质量又不太高。因此在927年以前，国内的化学论文大多是送到国外刊物上去发表，而且从事化学研究的人以此为荣。927年开始发行的《中国生理学杂志》（由中国生理学会创办），为国内研究论文的发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场所。但是，从化学家的角度来看，这份杂志所载的化学论文，仅仅局限于生物化学方面，因此有必要创办一种范围更广泛的化学刊物。
中国化学会从建会开始，就把办刊工作作为学会的主要任务之一。932年8月，在学会成立之后的第一次理事会上，就决定创办《中国化学会会志》。该刊于933年创办，由曾昭抡任总编辑，主要是发表全国化学界的具有创造性的研究论文。从创刊至解放初期，为便于国际学术交流，论文均用外文发表。这份刊物不但是国内化学刊物中最重要的一种，并且在国际化学界也赢得了一席之地。
在933年召开的中国化学会首届年会上，为“求化学在国内之普及”，决定创办中文刊物《化学》，协助中国化学会传播化学知识、推广化学应用、提倡化学研究，以宣传报道化学的进展、化学教学法、国内化工概况、化学科研论文摘要、化学出版介绍与会务记载等内容，由戴安邦任总编辑兼总经理。从创刊至解放前为止，共出刊卷27期，其间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曾一度停刊。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该刊自卷期起，就辟有“中国化学撮要”一栏，由曾昭抡主编（卷3期起，由曾昭抡与张克忠共同主编，曾代表中国化学会主编化学部分，张代表中国化学工程学会主编化工部分），将国内各刊物所发表的与化学有关的一切论文、国人在国内完成研究而在国外发表的化学论文、以及由西人撰写但与中国化学有特殊关系的著作等，以摘要形式登出，积累与报道了二十世纪初到四十年代末国内化学文献的线索，填补了国外化学文摘杂志报道中国化学文献上的部分空白。这是中国查找近代国内化学文献的一种重要检索工具。
《化学通讯》为中国化学会的又一刊物。93年，理事会为了及时报道会务活动，加强学会与会员、会员与会员之间的联络与交流，决定由总干事吴承洛创办《化学通讯》。937年理事会改推袁翰青任编辑与经理，94年该职由高济宇（902—）担任。《通讯》初为半月刊，后为不定期刊物，到949年出完第4卷后停刊。
除了中国化学会的三个刊物和前述的《化学工业》外，由学会创办的刊物还有中国化学工程学会的《化学工程》，于934年开始出版，中西文稿件并收，多属与化学工程和化学工业有关的研究论文以及材料分析等，选稿较为严格。另外，一些其他学术团体的刊物也时常登载一些化学方面的概论或论文，如中华学艺社的《学艺》、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科学世界》等。
在三十至四十年代，国内化学刊物及与化学有关的刊物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学会刊物、学校刊物、研究机关刊物、工厂刊物。在学校刊物中，像《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报告书》（933年创刊）、《山东大学化学系试验室报告》（93年创刊）等都是专载研究论文，而且质量颇高，在化学刊物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而清华大学的《国立清华大学理科报告》（93年创刊）、北京大学的《国立北京大学自然科学季刊》（929年创刊）、中央大学的《国立中央大学理科研究录》（930年创刊）、金陵大学的《科学教育》（934年创刊）也经常发表一些研究性的化学论文，为化学界所重视，其中尤以清华和北大的两种刊物最为重要，并且具有国际声望。这些学校刊物的存在和发展，为中国的化学研究提供了非常浓厚的学术气氛。
在研究机关的出版物中，《国立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集刊》（93年开始发行，为不定期刊，935年改出《国立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报告》）专门刊登本所工作人员的研究成果。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也于934年月起发行类似的不定期刊《国立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丛刊》，但最初所**文都是用英文或法文写成，并且很多文章又重复登载在《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930年创刊）上。除此之外，实业部地质调查所的《燃料研究专报》、各省商品检验局及工业试验所的不定期刊，也多发表一些化学、化工方面的调查或研究论文。而私立研究机关中，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印行有不定期的《调查研究报告》，中国西部科学院则有《中国西部科学院理化研究所丛刊》（不定期）。930年创刊的《海王》，属于由化学工厂发行的刊物，它是由塘沽的久大、永利及黄海三机关联合设置、由海王社创办的，其中不乏颇有参考价值的化工论文。这种种刊物，虽有专门与非专门之分，并且质量不一、规模各异，但都是三十年代中国化学研究勃起的产物，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化学事业的发展状况。
还有一值得特别提出，二十年代初，在中国工作的美国人窦维廉（WilliamHerydolph，890—952）就开始把发表在中国刊物上的重要论文写成英文摘要，送给美国化学会所办的《化学文摘》（hemialbstrats）登载。935年，由于国内研究论文的日益增多，窦维廉一人难以承担，便邀请曾昭抡参加这项工作，由美国化学文摘聘请为摘要员。尽管在20多年里在该文摘上登载的中国化学家的论文摘要屈指可数，而且偏向于生物方面，但由于美国化学文摘为世界上堪称完善的化学文摘刊物，因而这项工作意义重大，它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中国与世界学术界的交流。
除了刊物以外，书籍也是化学出版物的一种重要形式。据统计，从927至94年春，中国出版的化学书籍共有327部，其中工业化学书籍所占比例最大，这是与当时中国热衷于发展化学工业以解决国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问题的状况密不可分的。居于第二位的是化学教科书及普通化学书籍，而程度高深的研究专著甚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国的化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它才刚刚开始在中国的学术界站住脚跟。
谭勤余“中国化学史与出版物”，《学林》第8辑，94年月。第三节二十世纪上半叶名词术语的厘订化学译名问题，在中国的近代化学史上占有一个比较特殊而且重要的地位。自江南制造局翻译化学书籍以后，化学译名便成为各家译书者共同注目的一个焦，同时也成为中国早期化学发展的一个主要内容。自十九世纪以来，化学发展迅猛，更是产生了不计其数的新名词，而且科学愈是精深，其名词也就愈加复杂。中国的化学较西方起步晚，势必要以翻译西书作为基础，因而命名系统的创立便应时而生。在92年以前，就已有了虞和钦的《有机化学命名草》、李景镐的《有机化学命名例》等，但都未能得以普及。95年，教育部公布《无机化学名词》，仍是不甚详细，而且没有涉及到有机名词。到98年，由博医学会、中华医学会、中华医药学会及江苏省教育会等组织的“医药名词审定委员会”扩展成了“科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并且除了医、药两组外又加入了化学组，开始审查化学名词，从元素到无机化合物，到术语，到理化仪器，到有机化学普通名词，最后到有机化学系统名词。92年全部名词审查完毕，由教育部公布，至此化学名词有了一个较为统一的标准，这期间花了五年的时间。
但是，科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制定的化学名词，却始终未能得到普遍推行，反对力量主要是来自当时在国内出版界居首要地位的商务印书馆。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商务印书馆就一直在采用郑贞文（89—99）制定的无机和有机名词系统，而且鉴于该馆的重要地位，实际上当时社会上所用的化学译名，绝大多数都出自该馆。郑贞文的名词系统与科学名词审查会的方案有很大分歧，这样，关于化学名词的激烈争论一直持续到932年以后。
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设立大学院为全国教育最高机关，以代替以前的教育部。928年，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成立，“聘请专员，广搜近年出版书籍，调查著作界采用化学术名之标准，分列统计，以察众意之所趋。未及决定，而大学院改组，译名工作遂由教育部编审处继续进行”。932年5月，国立编译馆成立，在这之前，译名问题虽然没有确定方案，但这一时期所做的工作为后来审定译名打下了基础。
国立编译馆成立，便开始着手整理化学名词，聘请郑贞文主持此项工作，参考各方意见，编成具体方案。932年8月，教育部采纳陈可忠的建议，召开化学讨论会，讨论国防化学、化学课程标准以及化学译名三大要案。在译名方面，由郑贞文拟定的草案，在经提案委员会审查并交译名组通过后，由大会讨论，通过了若干条重要的化学命名原则，并对元素译名进行了表决。同时请求国立编译馆尽快成立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详订有机化学名词，清理无机化学和仪器名词。同年8月，教育部及编译馆聘请郑贞文等7人为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郑贞文为主任委员，根据化学讨论会的议决案，积极整理、反复讨论，并征求各处学术机关的意见，终于完成了《化学命名原则》一书，于月由教育部公布命令，次年月出版，成为国立编译馆最早出版的科学名词专著。
《化学命名原则》出版后，在学术界及全国各地得到普遍推行，新出版的化学书籍几乎全都采用了这项原则。至此，十多年来一直迁延未决的化合物译名问题，终于得以告一段落。
《化学命名原则》，国立编译馆933年版。
除《化学命名原则》外，在国立编译馆编辑制定的化学名词中，还有化学仪器设备名词、化学术语、化学物质名称等。这些工作在三十年代都得到很好完成，成为化学在中国建立和发展的良好基础。
《化学命名原则》为数种化学物质的西名中译提供了一种通用的、可行的、统一的标准。它列出了92种天然元素，在标出其拉丁名、英文名以及符号的同时，列出了中文译名和读音，采取“气态者从气，液态者从水，金属元素之为固态者从金，非金属元素之为固态者从石”的命名方式。清末徐寿和傅兰雅曾给4种元素命名，而在《原则》中，这4个元素名称里有44个被保留了下来并沿用至今；另外有0种采用了新的读音以使其与拉丁原文相符合；8种元素的中译名称改变，其中包括氢气、氮气、氧气和氟，新名称能很好地反映出“气”的性质；还有两种元素铍和铌因拉丁名的变化而被重新命名。
对于无机化合物，《化学命名原则》采用了徐寿创造的以分子式命名的方法，一价化合物或氧化物如al，称为“x-化-y”，即氯化钠；多价化合物如Fel3、Fel2、O、2O以及H2O2等，则根据相应的英文名形式命名，即带有后缀“-i”的命名为“x-化-y”，如氯化铁、氧化氮，带有“-ous”的称为“x-化-亚-y”，如氯化亚铁、氧化亚氮，而带有前缀“per-”的称为“过-x-化-y”，如过氧化氢。盐类也同样如此，a3O4称为磷酸钠，FeSO4则称为硫酸亚铁。采取这一方式，《化学命名原则》为所有无机化学的命名指出了一条通用法则。
然而，《化学命名原则》的最大贡献则在于有机化学名词方面。早在二十世纪初，西方就已经采用了系统的有机化学命名法。因而这时的中国化学家，面临着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汉语有机化合物命名体系的艰巨任务。908年虞和钦提出了根据有机化合物结构而不是组成元素或外文名称来命名的方法，这就为932年的化学讨论会上最终制定命名体系指出了一条道路。
绝大多数有机化合物是由几种元素组成的，其基本元素为碳、氢、氧等。在不同的化合物中，每种元素的数目可以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各组成部分的特殊的排列方式。因而，有机化合物的命名必须要能够反映这种独特的分子结构特征。对于最简单的碳氢化合物，《化学命名原则》选择了碳氢来对其进行区分，碳键饱和的碳氢化合物称为“烷”，意思是“完满”，不饱和双键的碳氢化合物，则称为“烯”，意思是“较少”或“不定”，而对于不饱和三键的化合物，则称为“炔”，意思是“缺乏”。
对于芳香族化合物，《化学命名原则》采用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命名。每种化合物都以一个带有“草”头的字来表示，并用最接近于英文名称的读音来命名，例如“苯”、“萘”等，都是采用了汉语中的谐声方法。每种有机化合物的名称都必须是比较准确而且易于区别的，为此中国的化学家们作出了许多艰苦然而巧妙的探索，并取得了成功。例如，对于开链化合物，首先必须描述出它的长度，也就是最长链中碳的个数。《原则》中以“天干”来表示0个以内的碳原子数（超过0则采用通用的计数法），放在化合物类型的前边，例如个碳原子的烷称为“甲烷”，两个碳原子的“烯”称为“乙烯”，3个碳原子的炔称为“丙炔”，个碳原子的烷则称为“十一烷”，以此类推。另一方面，环状烃是通过前缀“环”字来加以区别，例如“环戊烷”。而当主链区分了以后，其支链的类型、位置等也必须在名称中得到反映，因此，中国的化学家在支链中加以“基”字的方法很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将其命名为“x-基-代-y”，例如“甲烷基代丙烷”、“乙烷基代苯”等。
以上只是《化学命名原则》中大量命名体系中的很少一部分。由此可以看出，在三十年代，中国化学家以西方已有的命名体系为模式，创立了一套适用于中国的研究状况并能较好与西方相呼应的较为完善的化学命名体系，为中国尽快、尽好地引进西方新知识，发展自己的化学研究事业扫清了障碍。半个多世纪以来，它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
第四节分支学科的建立化学分支学科的建立是以研究为基础的。中国的化学研究开始于二十年代。这时期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大致可分为三个方向，一个是对中国化学史的考据，例如王琎对于制钱的分析以及对中国古代使用金属的研究等等；另一是对物料的分析以及工业化学研究（即利用国外已有的方法来解决国内工业上的特殊问题），这类工作在当时为数甚少；再一方面的工作，也是最有价值的工作，是协和医学院对于生物化学的研究。协和医学院因经费充足，人才集中，所以开始研究工作较别处早，自92年成立起，便开始有生物化学方面的论文发表。到了925年左右，由于陈克恢（898—988）关于麻黄素的药性研究在世界上引起轰动，协和的生化研究也随之达到**，并带动了其他地方进行类似的工作。
不过，尽管由于协和的特殊条件使得中国的生物化学研究起步较早，发展较为迅速，但化学其他领域在中国的开展，仍是始于二十年代末期。北洋政府时期，战事连绵，教育经费严重拖欠，科学工作者无以为生，刚刚在中国略有萌芽的化学研究基础未立，更是毫无发展可言。国民政府成立后，这种状况有所改观，尤其是以提倡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为教育的一个主要方针，因而全国各处的公私立大学和专门学校，无论是在师资还是在设备上都有明显的改进；而国立研究院的设立，对于中国的科学研究者来，也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中国的化学研究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得以奠定基础并迅速发展的。
这时化学研究的中心，除了由西人主持的协和医学院外，还有北平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它们各自都有一支阵容强大的研究队伍，工作成绩卓著。同时，这种区域布局也使初期的化学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得较为平衡。但不久以后，广州方面因陈可忠因病离职而受影响，南京方面因曾昭抡改就北京大学之聘而使研究暂时停顿，于是北平就成为全国化学研究的中心，再加上北平研究院化学所、燕京大学、中法大学以及天津南开大学的共同努力，使平津地区的研究力量愈加强大。直到934年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在上海改组，中央大学重新开始有论文发表，才又恢复了南北两方的研究工作并驾齐驱的局面.
生物化学。
中国的生物化学研究始于二十年代，主要是在蛋白质化学、脂肪化学、食物化学、营养学、激素、维生素、免疫生化、消化与代谢等领域。除了协和医学院这个生物化学研究中心以外，其他的研究机构还有国立上海医学院、北平研究院药物研究所、南京卫生署、雷斯德医药研究所，以及一些大学如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截至949年，在国内外的各种生物化学及有关刊物上，共发表了中国生化工作者的论文400余篇，其中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不乏其数。
吴宪（893—959）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于920年回国，在协和医学院工作，从事临床生物化学、气体与电解质的平衡、蛋白质化学、免疫化学、营养学和氨基酸代谢等方面的研究。他以博士论文为基础提出的本节请参阅董光璧主编《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中卷》“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形成期”第9篇“基础学科的建立（下）”化学部分，湖南教育出版社995年版。